圣诞节期间，杜伊回到贝尔格莱德。他的家并不阔绰，在一栋公寓的第7层，总面积105平米。不过位置却很好。靠近斯拉维加广场，还有一个很棒的绿色市场Kalenic pijaca，杜伊和妻子经常去那里购物。另外哈姆斯文托教堂也在附近，那是塞尔维亚最大的东正教堂之一，附近有许多美味的餐馆和咖啡店。
在贝尔格莱德，杜伊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经常和朋友们一起聚会，有时候在自己家，有时候去别人家。朋友中有医生，律师，甚至还有政府官员。
很多时候，他和一些老朋友会一起外出，去咖啡馆，或者有特色的餐馆坐一坐。他们特别喜欢去一家名叫弗兰斯的餐馆吃中餐，另一家名叫茨拉迪布拉克的餐馆，也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在那里，我们喜欢吃一种美味的烤肉。有时候，他们也改变一下口味，去一家名叫克诺巴的海鲜餐馆。总之，圣诞节期间，杜伊最大的快乐就是享受美食。
最初的几次朋友聚会，他们约定不谈足球，但跟红星队的老战友库勒(Kule)的聚餐，杜伊却破例了。他们约会的地点是Slavija广场附近一家餐馆，由于这家餐馆离家很近，杜伊没有戴防寒帽，所以马上就感冒了。老朋友见面，一阵寒暄后，自然把话题转到了中国。两人喝了不少红酒，杜伊科维奇的话更多了，他倾诉他的苦恼，库勒静静地听着，频频点头。
餐馆很嘈杂，但杜伊的声音清晰可闻。“现在国家队是福拉多在带，我更多精力在国奥队身上。我有很多苦恼，但在中国我不能跟任何人说，甚至是福拉多。”
他认为只有一个人能让他摆脱苦恼，这个人就是谢亚龙副主席。而事实上，这个问题远非谢亚龙所能解决。
去年10月，中超联赛还在打，杜伊找到谢亚龙，要求解决国奥队员在俱乐部坐冷板凳的问题。“我问他能否提供帮助，让国奥队员在联赛中受到锻炼。因为我的队伍里，只有5、6个人有稳定的出场机会，其他的都是替补，有些甚至连替补也不能保证。这对我们来说是个相当大的问题。”谢亚龙答应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一个足协副主席，他没有权力要求俱乐部派出什么样的阵容打比赛，甚至俱乐部总经理也没这个权力，这个由主教练说了算，除非他不用对球队的成绩负责。
杜伊又提出另一个方案，能否把国奥组织起来，作为一支独立的队伍参加联赛。他听说，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支国奥队就取得了这样的资格。但那时中国足球还处在严格的计划体制下，现在不仅仅是不太有机会，而是根本没有机会实现。
“现在是1月份了，我的提议没有任何回应，肯定不行了。还有，我的队伍热身赛的对手，基本都是俱乐部球队。现在离奥运会越来越近了，我们需要国家队性质的对手。你知道，俱乐部队和国家队，这是完全性质不同的球队。”
杜伊滔滔不绝，库勒不想让老朋友陷入忧愁，有意改变话题，问：“去中国这么久了，最喜欢吃中国的什么饭菜？”杜伊果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说：“我特别喜欢吃中国的饺子，那是一种很特别的食物，我知道这是一种中国的传统食物，尤其在中国新年里一定要吃这种食物。另外，我喜欢吃烤鸡翅，并且一定要用手指拈起来吃。”
有人认出了杜伊科维奇，但并没有过来找他签名或者合影留念，而是冲他微笑着招招手。杜伊在贝尔格莱德比在中国更有名，因为贝尔格莱德是一个小城市，而足球又是这里居民的第一爱好，因此这里大多数的人都认识他。所不同的是，在中国，无数的球迷一看到杜伊，就冲上来合影。
杜伊科维奇的家里，摆着五个福娃，一对漂亮的中国花瓶，还有一个中国木雕。杜伊总是对到家里做客的朋友说，“我最喜欢这个木雕，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寓意，只觉得他的形状很像一个画架。”儿子奥利弗有时会拿起福娃端详，然后提醒老爸说，“不要过多担忧失败，因为这会影响健康。”事实上，奥利弗很少在家里谈足球，他只是偷偷地录下一些欧洲青年队比赛的录像，供老爸参考。“奥运会的比赛，中国作为东道主，肯定会碰上欧洲对手，所以我想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偶尔谈到足球，奥利弗总是引导老爸谈加纳，“因为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这天又谈到了加纳，杜伊陶醉地说：
“我带领加纳队第一次冲进了世界杯，在非洲区预选赛中的最关键一场比赛，我们以2比0战胜了出线大热门南非队。那是一场永远难忘的比赛，加纳人民的兴奋和激动简直无法形容。我同样不能忘记，在德国世界杯小组赛中，我们战胜了捷克和美国，胜利进入十六强，那都是加纳足球历史上的最高成就。”每当杜伊激昂地回忆，全家都会认真地听，并不失时机地喝彩。
但是，在加纳，杜伊也有不愉快的记忆。世界杯即将开打的前一刻。当地有人攻击杜伊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我差点就受不了压力，而宣布辞职了。那种指控对我是不公平的，我不敢相信，当时他们不是感谢我，而是在指责我。这对我而言是另一场战斗，那些反对我的人，无非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国教练，他们对我在媒体上发表的言论断章取义。”
当时杜伊针对国家队的情况，曾经说过，“黑色非洲大陆的球队，相比北非阿拉伯地区的球队而言，在纪律性上要差不少。”就因为这一句话，他就被他们指控为种族主义分子。
“Nene，我现在是中国国奥队主教练，我们谈谈中国吧？”在家里，杜伊称儿子奥利弗为“Nene”，因为他是西班牙出生的，而且小时候他像极了西班牙小孩。
“好吧，那我们谈谈中国，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奥利弗问。
“春节。”杜伊脱口而出。
杜伊第一次知道“春节”，是2007年在香港参加贺岁杯。翻译和中国助教们给他讲了“大年三十”该干些什么。那天晚上，他在香港看到了盛大的烟花燃放场面，整条街上都挤满了人，像是跌入了欢乐的海洋。“那是一种震撼性的场面”。那天，他还跟同胞米卢见面，当时米卢是牙买加队的主教练，中国国奥正是与牙买加队争夺贺岁杯冠军，双方在120分钟内踢成平局，互踢点球牙买加队5比4获胜。赛后，两人只是简单谈了几句。“因为他看起来很忙，我也没空。”杜伊说。
这是迄今他跟米卢最后一次面谈。他知道米卢在中国近乎“神话人物”，到现在让他重回中国的呼声也很高，尤其是在民间，他现在需要成为“第二个米卢”。
他认真研究了中国队的历史，知道自奥运球员设置年龄限制以来，中国国奥从来没有取得过好成绩。“我对此颇有一番雄心，我想带着国奥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那就可以在中国成为跟米卢比肩的人。不走运的是，他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同时要带领国家队出征世界杯预选赛。而迫在眉睫的任务是，2008春节的除夕之夜，中国队要在客场挑战伊拉克，这对杜伊是个巨大的挑战。
结束圣诞假期赴德国跟国奥队汇合前夕，杜伊跟记者见面，有些话题在家里不好聊，对记者却可以敞开谈。“想过除夕之夜的比赛会输掉吗？”
杜伊的脸上经常带着非常迷人的微笑，和他交流使人如沐春风，哪怕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话题。
“如果在除夕之夜，我们输给了伊拉克，所有的中国球迷，和整个中国将会悲伤，我和福拉多同样会很难过。但是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避免这一点，中国人的除夕必须要有个好心情，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在球场上战胜伊拉克人。”
说着，他甚至哼起来塞尔维亚的民歌，那是心情特别好的表现。“我要让中国球迷的心情好起来，就像现在的我一样。”
现在的他？对，他刚添了孙女，他为其取名莎娜。这是杜伊科维奇家的第三个娜，他妻子叫米莲娜，儿媳叫苏珊娜。莎娜是在Narodnog fronta大街上的一家妇产医院出生的，这也是贝尔格莱德最大的一家妇产医院。
“当我第一眼看到莎娜的时候，简直说不出话来。看着这个甜蜜的小宝贝，我甚至不敢过近接触她，怕打扰了她的休息。我一直没有过多的触碰她，因为我想，我得小心，小心再小心，这是个漂亮的小宝贝。小莎娜的下巴上也有一个漂亮的小窝，像极了她的父亲奥利弗。”
杜伊科维奇庆幸伊拉克队把主场定在迪拜，因为这是个他非常熟悉的城市。“如果在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下指挥比赛，那困难会多得多。”20年前，杜伊科维奇作为阿联酋俱乐部Al Ahl的助理教练，在迪拜整整呆了一年。“在我看到的有关我的履历中，这一年似乎都被抹掉了，也许是因为那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但我对迪拜确实印象很好。希望这次依然给我这样的印象。”杜伊科维奇的妻子更加喜欢迪拜，她说她喜欢炎热的城市。去年夏天，妻子跟杜伊说，想到迪拜去过生日，两人就立刻去了。“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在那里，我们有一个难忘的生日聚会。”
当着记者的面，他习惯性地给已抵达迪拜的福拉多发了条短信，很长。
“我突然觉得，这次我们世界杯预选赛分组，也不是坏到了极点，想一想吧，一旦我们杀出这个小组，接下来的第二阶断比赛将会非常容易。至少，我们再也不会碰到伊拉克或澳大利亚这样的劲敌。”
福拉多的回答却很简短：“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