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伊科维奇直接提出了几个人的名字：周海滨、朱挺、于海、沈龙元和卢琳。
这几个人，除大连实德的旧部朱挺和山东队的周海滨外，福拉多并不熟悉，但他没有表示反对，因为他知道，以现在国家队的状况，很难改变踢得缓慢杂乱的节奏。他本是个稳健派教头，现在也觉得杜伊科维奇的哲学似乎是出路：国家队必须像国奥一样，踢得更快，比对手更早进球。
杜伊科维奇又发了一条短信，直接了当地说：“现在的国家队传球太多，太小心谨慎，在中场跟对手纠缠的时间太长了，这严重降低了我们的推进速度。而速度一降下来，对手就会控制我们。”这等于是总教练开出的药方，首席助教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福拉多在跟汉堡的热身赛中，强调队伍加快进攻速度，结果0比4大败。与此同时，永远强调进攻的杜伊科维奇率领国奥，在德国挑战拜仁慕尼黑，比分是2比7。两个同样令人尴尬的比分，不过解读却不同。杜伊认为，国奥是侵略性的，大败是主动造成的，目的是练习进攻，而国家队的进攻依旧不够大胆，还需加强。
一个喊打喊杀，一个小心谨慎，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塞尔维亚人，却必须携手合作。理论上，福拉多需要听从杜伊科维奇的指导甚至“命令”，因为他是杜伊科维奇找来的“首席助教”，中国足协的官方说法是“执行主教练”。
这一过程也是通过短信息完成的。那是去年8月份，福拉多虽然离开了科威特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但科威特足协还欠他一部分工资，所以他依旧住在科威特城，跟对方讨要工资。当然，这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当时我正为此事烦闷着，忽然收到了杜伊的一条短信”。福拉多回忆说。
杜伊的短信是这样写的：“老弟，我将被任命为中国国家队和国奥队的总教练，我需要找一位首席助教，我觉得你是合适的人选。我想请你重返中国。”
为什么一定是福拉多？杜伊说在他熟悉的教练中，条件允许而又适合这一位置的人，没有其他选择。“他尽管球技出众，位列红星巨星榜，而且曾经担任过红星队主教练和塞黑21岁以下国家队主教练，但为人却一直低调温和，很好合作。”
在杜伊看来，就算是被福拉多婉拒，他也要再多努力。“一定要把他请过来”。
没想到福拉多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回复：“我对这一职位非常感兴趣。但我需要了解更多的细节。”
在杜伊发出这个邀请短信息前几分钟，他刚刚在北京跟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结束了谈判。事实上算不上谈判，因为他接到的几乎是“命令”。
半个小时内，两人经过十几条短信的交流，福拉多完全弄清楚了这一职位的需求，最后他的短信说：“我非常愿意接受这一岗位。”
虽然有些突然，但福拉多知道这一邀请并非出自偶然。1991年，当贝尔格莱德红星队获得俱乐部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成就――1990-91赛季欧洲冠军杯冠军时，杜伊科维奇是守门员教练，而福拉多是助理教练。只是他没有想到，16年后他们将会在一个陌生的东方国度同呼吸共命运。
接下来，杜伊和福拉多在贝尔格莱德见了面，福拉多表示，他非常渴望接受这一职位。“第一是因为我们的友谊，第二是我敬重你的为人。”在福拉多眼里，老大哥杜伊科维奇是一个值得追随的人，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门神，同时还是一个行为端正的体育人士，在他的职业球员生涯中，从未受罚出场过。
不过老大哥则马上给福拉多泼了一盆冷水。“关于中国国家队的状况，我想你是不是并不太了解？他们刚刚经历了亚洲杯小组赛未能出线的打击，要让他们重振旗鼓马上投入世界杯预选赛中，这是一项异常艰难的任务。”
福拉多沉默良久。杜伊直视着福拉多的眼睛，脸上带着一丝微笑。
“我在中国待了一年半，还带队打了亚冠联赛，我对中国足球和亚洲足球都比较了解。甚至，我现在就能列出一个中国国家队的主力阵容。”福拉多一口气说了很多。
杜伊科维奇首先站起来，端起酒杯。两人一饮而尽。
接下来，两人话题转向中国国家队的重建，重点在人员构建上。郑智和李玮峰首先被提出来，这是两个最重要的球员，但现实的问题是，郑智在英格兰查尔顿队踢球，以他为核心搭建的国家队，他却并不能经常参加合练；还有李玮峰，虽参加过2002世界杯，但随后是接连不断的打击，甚至一度被国家队所拒绝。
分手的时候，杜伊说：“中国国家队球员的技术能力，我们已经无法在短期内改变，我们所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战术设计，二是端正他们的态度。我们做我们该做的，至于后果先不必去考虑。”
福拉多点了点头，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然后两人几乎同时说“中国见”。
杜伊开着他的丰田Rav4消失在夜色中。福拉多似乎若有所思地在马路边上站了很久。
接手中国队非杜伊所愿，但他别无选择，在跟谢亚龙一次长谈后。
事实上，在朱广沪率队参加2007亚洲杯预赛时，中国足协内部就传出了让杜伊科维其统领国家队、国奥队的说法。但并没有人正式跟杜伊提起过。这个说法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没有人能从“朱家军”身上看到希望，当然，这种说法似乎也引起了朱广沪的警觉。
杜伊2006年10月上任，朱广沪早他一年半就任国家队主教练，按常理，两支队伍的教练应该常常坐下来讨论一些问题，毕竟人员有交叉，但朱广沪从没主动接触过杜伊，抽调国奥球员均通过足协办理。
尽管对中国国情并不很了解，但杜伊也从中嗅到了什么。一旦有人提到国家队的问题，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停止这个话题”。他不想引起同行的猜忌。
正式跟中国方面谈到朱广沪这个人，是在“朱家军”折戟2007亚洲杯小组赛后，跟他谈的人是谢亚龙。谢要求杜伊同时接手中国国家队。杜伊的第一反应是莫名其妙。但谢亚龙说，200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国家队和国奥队面临着同样重要的任务，要协调好两支队伍的关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置一名总教练，统领两支球队。谢亚龙很诚恳地说：“在朱广沪带领国家队的时候，足协就常常为人员的调配伤脑筋。而2008，这样的问题将更严重，一手是世界杯预选赛，一手是北京奥运会，我们不想在两支队伍间制造矛盾。”杜伊也想起来一些不快的往事，国家队常常从国奥队抽人，但又不怎么使用。“这只是削弱了国奥的实力，而对国家队毫无用处。”
然后谢亚龙直接了当地说，杜伊担任两军“总教练”，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杜伊知道，他没法推脱了。尽管此前，他并不打算接手国家队，他最大的顾虑在于世界杯预选赛在前而奥运在后，一旦世界杯失手，则自己在国奥的合同也难以履行。甚至有人曾给他讲过霍顿的遭遇，这个英国人本来是中国国家队主帅，1998年上任后带队参加了东亚四强赛和亚运会，队伍表现不错，随后被足协“命令”接手国奥队，冲击2000年悉尼奥运会入场券，失利后连国家队主帅的位子也一并丢了。
但这个时候，谢亚龙的理由似乎更充足，杜伊科维奇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因为他不能容忍另外的人来充当国家队主教练同时充任两支国字号队伍的“总教头”，那样的话，他的话语权将被大大削弱。
自从接手国家队后，杜伊科维奇和福拉多一直密切关注赛程。
福拉多在科威特执教过，非常清楚西亚人在亚足联的实力。“西亚人会不会玩什么花招？”这个想法在他脑中盘旋了两个月。“我想，他们不会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的。”
11月分组抽签出来了。果然很魔鬼。澳大利亚、伊拉克、卡塔尔，中国队就这么巧合地跟其他三个档次中的“状元”分在了一个组。澳大利亚，2006年世界杯表现最抢眼的非欧美球队；伊拉克，2007亚洲杯新科冠军；卡塔尔，2006多哈亚运会冠军。更要命的是，最善于“火炉战”的卡塔尔，居然恰恰就在6月跟中国队连战两场。那正是多哈一年中最热的月份。
之前，杜伊科维奇就从有关记者的口中，捕捉到了相关信息，但他没跟福拉多沟通过。现在，两人必须要直面魔鬼了。
在北京杜伊科维奇的寓所，两人面对面交谈，气氛很凝重。这两人虽然不及他们的前辈米卢那样“江湖”，但基本的潜规则是了解的。“这个赛程，显然是要在6月前就把中国队弄掉。”杜伊说。
西亚的天气，福拉多比杜伊更了解。“他们就是要用炎热的天气来打败我们，我们需要做点其他的。”
他们想到了中国地大物博的优势――找一个让对方最难受又说不出什么的地点。第二天，谢亚龙召集国家队相关人员开会，研究对策。那是一次漫长的会议，开了6个多小时，气氛有点压抑。对于预选赛的赛程，与会人员的看法都一致，“很死亡”。
谢亚龙表示先听听总教练的意见，杜伊直接提出，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的高原条件，把中国队的第一个主场定在昆明。“别人给我们制造最大的困难，我们也需要给别人制造困难，这跟公平竞争的原则并不违背。”
有人提出了昆明的拓东球场已年久失修，而且，相关公司从谋取最大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已跟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进行了接触。
不过谢亚龙的主意很坚决，就是昆明。“其他的问题要在这个前提下抓紧时间解决。”
这个海拔1800米的城市，在被冷落多年后，突然重新派上了用场。
